第886节（1 / 3）

其他的赵普不管，也不愿多想，只要刘皇帝这里不变卦就行，否则他赵老相公的处境就尴尬了。

“新税制，就没有其他问题？”沉吟了下，刘皇帝又突然问道。

没有问题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赵普沉默了下，方才道：“反应最为强烈的，大概还是田亩只论多少，不分贫富了。

郑州汇报中，着重提到，对于贫田、富田同等纳税，许多农户，都有怨言，毕竟不同的田土，产出不同，却缴相同的税，自然心绪难平。拥沃土者欣喜，据贫田者不服。”

“这是可以想见的事情啊！不患寡而患不均啊！这些小民能看的，大抵也就是这些，即便税赋比起往年已经有了极大的减轻！”刘皇帝感慨了一句，还是忍不住询问道：“真不能按土地贫富分等纳税？”

在大汉的新税制中，土地作为核心纳税依据，得到了充分体现，而最为核心的一条，便是按照田土数量分等。

在此前的商讨中，也有不少人提出，除了数量，土地的贫富状况，也当作为计税标准之一。毕竟，大汉谷物的亩产在各地差距还是很大的，贫田亩产不过一石，富田有的则能达到三石之多，因此，若为公平计，针对土地质量进行计划标准的划分，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
不过，在这方面，赵普坚决地反对。理由同样很明确，那便是土地的肥沃与贫瘠，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了，若以此参考，改革的工作量与难度将大大增加，并不利于推行。

何况，仅仅是清丈田亩数量，都是困难重重，若再加上土地质量，其中的麻烦便让人望而却步。在赵普看来，政策除了要考虑其公平，还要考虑其可行性。

若是搞得太复杂，也给了官僚地主们上下其手的机会，给他们更多操作空间。赵普甚至给刘皇帝举了个例子，以田亩数量分级纳税，地主们或许只是想方设法隐匿土地数量，但若加个土地贫富，那么把富田计作贫田，用以逃税，便是可以预料的，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，是很难查验的。

而对于一般农民而言，若是不法官吏，将瘠田计做富田，则成为变相加税。虽然只是赵普提出了一些假设，但刘皇帝也清楚，一旦施行，便很可能成真。

没有什么绝对公平，能做到相对公平，就已经很难得了。

此时，当刘皇帝再度问起，赵普的态度依旧坚定：“老臣还是那句话，不甚可行！”

看着板起脸的赵普，刘皇帝笑了笑，摆手道：“那就不提此议了！”

“就目前看来，原武县的税改，算是基本成功了，可以就其经验，加以总结推广了吗？”刘皇帝盯着赵普问道。

“眼下，朝廷收到了只是道州的汇报，具体情况，还需等专使深入调查了解，收集情况，继续讨论完善后，再行扩大推广！”赵普有些保守地说道。

对此，刘皇帝想了想，还是点点头：“你的考虑是正确的！朕还是有些心急了，此事既然急不得，还是按照你的想法推进吧！”

“多谢陛下信任！”赵普立刻表示道。

“朕知道，税改推进到如今的地步，最大的问题，还在土地的清理上，在这方面，如需帮助，朕可以让皇城、武德二司加以配合！”刘皇帝又提到一点。

对此，赵普老眉稍微皱了下，方才含糊着拒绝：“陛下，老臣认为，以有司目前的能力，局面还是在掌控中的！”

“呵呵……”刘皇帝笑了笑，也不再多提了。

改革深入

京畿道的纷争，随着宰相赵匡义亲临颍昌城，一番调解之后，两使之争，终于落下帷幕。在京畿道司衙大堂上，赵匡义代表朝廷发表一番慷慨陈词，亲自向京畿官僚们传达朝廷的意志，阐述税改的意义，并表明朝廷坚定的决心。

经过赵匡义这一番讲话，京畿官场围绕着税改而发生了一系列明争暗斗，也被强行划上一个休止符，接下来的工作重心，一切都改围绕着新税制的施行而展开，赵匡义表达得很明确。

对于此前掀起政争的潘李二人，赵匡义是各打五十大板，代表朝廷训斥了一番，但在讲话结束之时，布政使潘佑的嘴角是挂着明显笑意的，让一些人更觉面目可憎，不过，潘佑自然不会在意的，在这场纷争中，他显然是胜利者。

至于赵匡义言语中的偏向，以及一些隐晦的警告，潘佑就更不在乎了，本就不是一个政治派别的，也压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去。

赵匡义虽然擅权谋，但文人习性很重，喜欢也是那种儒雅贤臣。而潘佑虽是文臣，但毫无文人风骨，心性情孤僻，再加上那张丑陋的面孔，都是赵匡义不喜的。

不过，赵匡义的好恶，对于潘佑而言，根本无关痛痒，你虽是勋贵之后，宰臣之尊，高居政事堂，但对潘某人还没有多少节制力。

赵匡义颍昌一行，最大的作用，便是让京畿道上层的改革思想达成了短暂统一，不论心思如何各异，但面子功夫是做足了的。并且，给他们划了一条红线，那就是影响改革进程的斗争，朝廷是不允许了，谁触犯，朝廷便发落谁。

当然，表面上呈现的东西，真假难辨。而在私下里，赵匡义把李守元叫上，好生警告了一番。赵李两家的关系摆在那里，对李守元，赵匡义也没有丝毫客气，而是直言其事。

你在京畿道搞的那些小动作，耍的那些小聪明，朝廷的衮衮诸公是心知肚明，只因为行事没有过于出格的地方，方才没有施重手惩治。

但是，倘若不知收敛，一意孤行，那朝廷也绝不姑息。在税制改革之事上，朝廷论迹不论心，只要对改革造成了实质的阻碍，那就是罪过。

因此，继续与潘佑在京畿道对抗，绝没有好下场，也不值得。赵匡义一番严厉的训斥，有如一盆冷水浇在李守元头上，也把他心中暗藏的一点冀望彻底击碎了，失落之余，还不得不诚恳认错，表示受教。

说到底，潘佑与李守元之间，最根本的矛盾，还是权力之争。毕竟，李守元曾经一度以京畿道下一任主官自居。而选择把税改作为政争的武器，在上边大做文章，甚至有激化矛盾的嫌疑，这自然难为上面容忍。

至于税改对既有食利阶层带来的冲击，自然是有的，但对于赵、李这样的勋贵家族而言，并没有想象中的大。毕竟，如今大汉的勋贵们，利益来源众多，土地产出固然重要，但还有诸多其他产业作为补充。

朝廷进行税改，不过加点税罢了，又不是剥夺土地所有权，不触及根本，那就有妥协的余地。更何况，大部分的勋贵，都有一定自有的“免税”额度，这是朝廷的恩赏，并没有剥夺，即便有损失，也是超额的土地，这些本身就是额外利益。

因此，大汉税改，反应最激烈的，绝不是这些上层权贵，而是那些中下层地主阶层，他们才是朝廷主要针对对象，而新税制的分配平衡作用，也是针对这些人的。

当然，即便是上层权贵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清晰的头脑，对税改有准确的认识。损害他们的利益，就有如割他们的肉，做出些愚蠢糊涂的举动，也不会让人意外。但至少像赵、李这样的公侯家族，显然不会像一般人那般，汲汲于那地土地利益。

经过一番彻谈，赵匡义给了李守元两个选择，一是收起所有小心思，留在京畿道，积极配合潘佑施政，完成朝廷交待的税改任。第二就简单了，调离京畿道，到其他地方任职。当然，还有第三条路，那就是继续当前的做法，结果就不是李守元所能承受的了。

而李守元没有多少犹豫，很从心地选择了第一条路。毕竟，第二、第三条，损失实在太大了。至于第一条，则在心理上需